手表在我们小时候是富贵的象征，非常珍贵，甚至难得一见。记嫂子曾唱过一首大约是描述当时城里年轻干部的歌谣，其中就有“身上穿着蓝领袄，手上又戴钢壳表，一卷袖露出来了，大家看了都说好…”我不知道手表是什么，还问：“是手镯子吗？”嫂子说：“不是，手镯子是死的，手表是活的，会走，不管是阴天晴天它知道是啥时候。”还说：“你好好上学，长大了有出息，也带个手表！”
嫂子说的很神秘，弄的我一直不知道手表是个什么东西，“是活的，会走”，我还以为是个小动物呢。其实嫂子当时也没怎么见过。
越稀罕的东西越神秘，越神秘越觉得珍贵、越好奇、越想见到。老师是国家的文化人，有工资，应当戴手表呀。但是，我们学校的十来个老师没见谁戴过手表，我留心过他们的手腕。听说何校长有块表，但是谁也没有见过，我们小学生见校长的机会不多，更甭说看他的手表了。后来，听高年级的同学说，何校长的表经常揣在怀里 。我曾经好奇的想“为什么不戴呢？戴手表不是显得富贵吗？”后来才知道那是怀表。
老师办公室有一个脸盆一样的大钟，会自动报时，几点响几下，像撞钟一样咚咚咚地响，悠扬清脆，那可是学校宝贝，唯一的计时工具，学校上下课打铃时间全以它为标准。我们交作业时曾偷偷看过，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自动走、会响，还以为里面一个小人呢。看了大钟后，我很快明白了“活的，会走”的手表不是动物，是宝物。后来赶集，曾经远远的看到过有人手上戴着手表。
没想到，很快我也有了自己的手表，并且，几个上学的小伙伴人人都有了一块。手表是高年级的银河哥送给我们的。银河哥上美术课时，美术老师教画手表，并且教会了他们哪是时针、分针、秒针，如何根据表针看时间。不过，老师让大家在美术作业本上画，下课后同学们都互相画在了手腕上。所以，高年级的同学几乎人人有了手表，很快往低年级发展，一段时间学校流行画手表，你给他画，他给你画，一直流行了好几年。
我学习成绩好，给银河哥关系也好，他各方面都向着我、护着我。他曾经用蜡笔给我画过手举金箍棒的孙悟空，把我高兴的不得了，一直小心翼翼地珍藏着。我很想让银河哥给我画一块手表，就说，“让我看看你的手表几点了？”他就伸手让我看看。我故意说：“拿下来看呗！”他笑了笑：“我给你画一个吧。”于是，我伸出胳膊，他拿出钢笔，在我手腕上小心翼翼地画了起来。画好后还教我时针、分针、秒针如何看，现在手表上是啥时间（当然一直都是这个时间）。我边看边学，他画好了我也学会了。我很珍惜我的手表，洗手洗脸时尽量不让沾水。不久，海林、民、文章、铁疙瘩、狗哥也相继有了手表，都是出自银河哥之手。
后来，我们几个几乎都学会了画手表，还给村里其他小朋友画，全村男孩女孩一下子都戴上了手表，差别是有的好看有的难看。手表画的像与不像，好不好看，主要是表壳画的圆不圆、表链宽窄是否一样。当时，我们没上过美术课，也不会用钢笔，很难画好。民给他妹妹画了歪歪扭扭手表，弄得手腕上脏兮兮的，非让他给洗掉不行。相比较，我和海林画的更好一些。我想了个窍门，先用墨水瓶盖在手腕处压个印子，再画时就很容易画圆了；或者在墨水瓶盖边上轻轻地抹一些墨水，往手腕处一盖就是一个圆形，又快又好，再画上表针、表链就行了。后来，村里小朋友、连小戴庄的同学都找我画手表。
但是，我很快发现，我和海林互画时，画好后一比较，海林的总是好看一些。“啊，我明白了，我画的越好越吃亏。”我心里不平衡起来，就动了个歪心眼。一次，我们又互相画手表，海林为了给我比画手表的本领，给我画的非常认真，用了很长时间，确实很像；我给他马马虎虎一画了事，看着别别扭扭的不大像。他便骄傲地说：“我现在画的比你强了吧？”我笑笑说：“比比谁的手表好看。”他才知道我故意为之，气呼呼的去洗掉了。我说，“我的表十二点了，走啦，回去吃饭了！”
这种自制的手表，我们带了好多年，不知道戴“坏”了多少块。有时，上学的路上，还装模作样的互相对对表，说谁的表慢了、谁的表快了、谁的表准、谁的表不准。小伙伴争执着、打闹着、嬉笑着、成长着。带个假手表比戴真手表还珍惜、还高兴。
七十年代初，够的姑父胡俊英从新疆回来探亲，我们才近距离看到过手表。胡俊英是村里的女婿，可能在外面混的不错，手腕上戴了块亮闪闪的手表。回来探亲时在村里住了几天，大家争相观看，他大方的把手表取下来，让好奇而羡慕的人们一个个看了看。
直到八十年代初，手表仍然是稀罕物，是富贵的象征。农村女孩找对象，要求彩礼是“自行车手表缝纫机，三间房子透花脊”。所谓的“三大件”，手表是其中的之一，有的还要求买收音机。
我上大学后，在部队当排长的高中同学郑金邦，给我寄来一块沈阳刚生产的百花牌手表，是花了六十元从内部买到的。当时，无论从价值、友情，对我来说都是一种非常贵重的礼物。从此，我戴上了真正的手表。这个表我一直带了二十多年，现在还珍藏在家中，它是同学真情的见证，友谊的象征。我将它封存起来作为永久的纪念，以便温馨地回望，美好地回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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